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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5-28 04:14:3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华盛顿邮报》说,此事再次说明,特朗普一直在破坏医学专家的建议,从忽视遏制病毒的努力,到淡化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必要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意见》提出,要“研究将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”。现行消费税的15个税目,绝大多数都是在生产或进口环节征税,这一征收模式与过去的征管水平相适应,但带来了大量的税收流失,征管技术进步使得征收环节后移至零售或批发环节成为可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外,间接税针对消费流量征税和比例税率的特点,使其与经济发展同步上升或下降,财政抗风险能力较低。而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和针对存量课征的财产税,则具有更强的“自动稳定器”功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改革方向: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,从重企业到重个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后移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,使消费者近距离接触消费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意见》提出要“健全地方税体系,调整完善地方税税制,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,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”。路径有三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实上,2019年《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》已经明确从高档手表、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开始试点征收环节后移,2020年3月则明确高档手表、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消费税由进口环节后移至零售环节征收,拉开了改革的序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,我国长期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。这一结构存在诸多问题,比如不公平,中低收入者承担的税负比高收入者更高。举个例子,隔壁老王每月收入1000元,用于吃饭消费500元,吃饭消费占收入比重为50%;某公司高管王先生每月收入10万元,用于吃饭消费5000元,吃饭消费占收入比重只有5%。由于增值税等间接税往往是比例税率,同样一个馒头对老王和王先生都是13%的增值税,隔壁老王在吃饭消费中负担的增值税占收入的比重要远高于王先生。因此,“边际消费倾向递减”的因素,使得中低收入者基本消费支出的税负高于高收入者,这显然不利于社会公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比如,改革并未解决富人群体个人所得税大量流失的问题,只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劳务报酬所得税流失的漏洞,使得依靠知识、技能获取较多劳务报酬的高知群体税负明显上升。而这一群体中年收入过百万的佼佼者,可能要面对45%的最高边际税率。但这些人,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人,而恰恰是国家着力培育的中产阶级。受到新个税法“精准打击”的高知群体,必然会寻求降低税负的方法,而继续分类征收且税负明显降低的“经营所得”,刚好为他们指了一条明路,这将成为新个税法下税收流失的关键问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营改增”之后,地方政府缺失了最为重要的主体税种营业税,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、财政收入增长乏力的背景下,地方财力非常紧张。地方政府为开拓财源,往往依赖“卖地”、发债,甚至靠交警贴罚单“冲业绩”,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。